“这一次疫情，考验我们基层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水平。”“看看我们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哪些成绩可以总结，巩固提高，还有哪些不足需要完善。”5月24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加强基层治理提出要求。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基层治理能力在实战中得到砥砺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能力的强大优势充分彰显。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该如何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代表委员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突出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治理“桥头堡”
拉网式摸排、监测追踪、出入登记……疫情来袭，各地基层党组织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纷纷站出来，带领党员群众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无处不在的“组织”身影，让身处疫情防控主战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由衷地感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史诗级的‘战疫’必将载入史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作为党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基层党组织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陈玉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喜介绍，疫情期间，陈玉村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下沉干部、村民扎实防疫网，全村无一例确诊及疑似病例。“筑牢抗疫基层基础，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关键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张文喜的心声，也是代表委员们的共识。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这次抗击疫情中可以看得出来，只有平时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到位了，关键时刻才能成为‘定海针’‘主心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裴春亮表示，新形势下，各地应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以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全面建强基层治理“桥头堡”。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萨依巴格乡党委委员、组织干事艾克拜尔·麦提那斯尔自2018年负责全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以来，先后主导参与了3个村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提升工作。结合工作，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落实好抓党建工作的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进一步夯实筑牢战斗堡垒。为推动基层党组织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不少代表委员还建议，要下放资源和管理权限，赋能街道社区，进一步释放基层党组织治理能量。
党员干部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城镇化加快发展，不少社区都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疫情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发出这样的呼吁。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建议，关心关爱基层社区工作者，要在待遇上做加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薪酬待遇；拓展职业发展通道，推动社区专职工作者专业化发展。要在负担上做减法，规范督查检查考核，使社区工作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霄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建伟建议，针对不同年龄的干部，分类施策，进一步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一方面在待遇上要让他们有尊严、能安心，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训等多举措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和能力。
坚持多元共治，画好社会主体参与“同心圆”
从捐款捐物到应急服务，从心理疏导到维持防疫秩序，疫情期间，在党和政府领导组织下，不少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投身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明显增强，必须让社会各方面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这是共识，但也面临问题。代表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前，社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程度还不高、力量还不足”，“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关键难题，是基层社会的低组织化及其蕴藏的治理风险。”针对这些问题，他们纷纷建言献策。
“要大力培育各类合格的社会组织。”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建议，各级政府应当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自身职能转变，以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他介绍，上海市妇联依托社区，每年安排1200万元专项经费，围绕家庭建设痛点、难点问题，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调动和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家庭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近年来，四川成都市岷江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桃花源”，一到周末，游客爆满。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说，村里能实现很好的治理、发展，和村里成立的老年文化协会、爱心互助协会等草根社会组织有很大关系，它们在化解矛盾、加强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鼓励乡村成立这样的社会组织，并通过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能力。”
“应积极搭建各类平台，激发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副市长严可仕建议，要持续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健全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社区力量参与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战疫中，物业公司奋战在一线，成为基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全国人大代表、蓝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杨铿表示，物业企业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政府应加大投入，将物管公司纳入基层治理体系。“这将极大程度上补足基层治理人手不足、解决居民最后100米管理服务等核心痛点。”
大数据、云计算等广泛运用，为党组织领导下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代表委员们认为，这一手段应被引入今后的治理体系中来。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智慧社区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了更好整合治理资源，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牛立文建议，加快新基建在社区的建设布局，建设市—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的信息化系统，加快实现精准化的治理。
汇聚群众力量，唱响社会治理“大合唱”
“疫情防控期间，我和36名‘的哥’‘的姐’一起开展志愿服务，许多网友发朋友圈表扬我们，有的还主动给我们送水送饭。通过这样的互动，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社会治理离不开党和政府的统筹协调，也离不开每位公民的积极贡献。”谈起抗疫经历，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雷锋车队队长徐涛感慨良多。
基层治理离不开群众参与。近年来，各地着力完善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机制，涌现出上海的社区老阿姨、北京的朝阳群众、深圳的志愿者等一大批志愿服务品牌。疫情期间，像徐涛一样，在各级党组织的发动组织下，无数群众挺身而出，共同筑起了牢不可破的“防护网”。
如何更好地发挥群众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建议，要特别重视中年、“轻老年”群体作用的发挥。“这一群体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世智慧，身心特点以及时间精力都特别适合在社区群众自治方面发挥作用。”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各地要不断创新方式，积极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不断提升群众的能动性。
“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了却了一桩心事：社区新增的阳光晾晒点修建完成，居民们不用再发愁无处晾晒衣被了。“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之后，一些家里阳光不够充足的低层住户想在外晾晒受潮衣被，社区原有晾晒点不够用了。”对此，余梅邀请居民协商，挑选合适的空地修建新晾晒点。社区制定《文明阳光晾晒公约》，请居民担任志愿者，共同维护社区的美观整洁，问题迎刃而解。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引导群众参与治理，还需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厉莉建议，要通过完善立法，优化制度设计，创新实践路径，提供履职保障，让群众自治能够真正落地。
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难题，才会“一呼百应”。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党委副书记朱国萍在社区工作已经30年。她说，社区工作者要想让居民认可，就要时时刻刻关注群众需求、倾听群众声音。为此，她拆掉了居委会办公室的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自己和班子成员每人每月至少走访50户家庭，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问题。受到社区帮助的居民，主动报名成为了小区的志愿者。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代表委员表示，要进一步抓好网格化管理，将各类资源力量整合到网格，在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中加强互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参与度。
着眼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等要求。代表委员们表示，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越来越重视，工作力度越来越加大，群众的幸福基石将会夯得更实，“中国之治”的风景也会更加动人。